新化飞地——宝庆码头

　　宝庆码头溯源

　　熟悉老武汉的人都知道，处在长江和汉江交汇处的汉正街板厂、永宁、宝庆三个社区，原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宝庆码头。之所以叫宝庆码头，是因为码头上住的全是新化人，而新化县在清代隶属于宝庆府。20世纪30年代，处于全盛时期的宝庆码头，有居民5万余人，煤炭、木材、纸张、茶叶的年贸易额达到300余万银元。因为当时宝庆码头的人口和面积都远远超出新化县城，故宝庆码头又有“新化第一县城”之称，而作为当时的湖南商帮在外省的主要阵地，宝庆码头堪称湘商的一片黄金飞地。

　　宝庆码头的起源要追溯到湖南的木材贸易。远在明代中期，湖南商人就通过湘、资、沅、澧四条河流将木材运到武汉销售。巨大的排帮在漂过洞庭湖后，聚集于汉阳的鹦鹉洲，最多的时候，洲上的湖南木材商人和水手多至上万人，占洲上居民的三分之二。由于这些人主要来自长沙、宝庆、衡州、常德、辰州五个州府，慢慢形成了“五府十八帮”庞大的湖南商帮群落。平时独立经商，与外帮发生摩擦时联合对外。清嘉庆初年，经汉阳府衙公断，上至朝关，下至洗马河地段，永为湖南竹木码头。

　　随着湖南水上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船只把产自湖南中部的煤炭、纸张和茶叶等商品运到汉口，由于鹦鹉洲处于长江中流，风高浪大，不适合船只停泊。于是，汉江临近长江的一段，以其河湾多，能避江上风浪，又靠近汉正街，方便交易，而成为各地船只装卸货物的黄金码头。

　　打码头与宝庆码头的发展

　　在前法治时代，商业秩序的划分是靠各商帮的力量和政治背景来决定的，于是，“打码头”便不可避免地成了各商帮瓜分码头的重要手段。

　　湖南商帮占据宝庆码头之后，由于此处风平浪静，又毗邻汉正街，是整个汉口当之无愧的黄金码头，因此创建之初，便遭受了其他省份商帮的觊觎，其中对宝庆码头形成威胁最大的是安徽商帮。由于徽商遍布全国的商业势力和商业意识，决定了这场码头争夺战的激烈和持久。在这场长达百年的“打码头”中，两派大规模的争斗共有三次。

　　宝庆码头建成后不久，当时的宝庆船只并不多，再加之往返湖湘水路遥远，因此码头并未留人看守，致使徽帮乘虚而入，占据了宝庆码头，并禁止宝庆帮船只靠岸。此举引发了徽帮与宝庆帮的大规模械斗，最终导致了政治力量的干涉。

　　咸丰六年，宝庆帮搬动了湖南籍军政要人曾国荃和刘长裕，以湘军要征收宝庆码头以保证军需为由，强行占领了码头，并驱散了码头上的安徽商帮。后又借湘军东下南京的机会，把码头让给了宝庆帮。而宝庆码头也借此机会扩大了地盘，把宝庆码头扩大为六街八巷。

　　对于政治力量介入商业纠纷，美国学者美国学者罗威廉有非常清醒地认识，他在他的著作中清楚地指出：“汉口的商业势力变化多端，湖南人利用他们本省官员作为保护伞，或者依靠从前在曾国藩用以反对太平军的地方军队湘军中的伙伴关系，宁波人借助自己在金融管理方面的优势，最后广东人利用与甲方人打交道的技巧及联系，拼命地挤进曾经由较有文化而保守的徽州人和山西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业精英阶层。”这其中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安徽商人与山西商人曾是汉口商场上的执牛耳者，其势力与地位为各客籍商帮中的翘楚；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变化，广东帮，宁波帮和湖南帮等其他商帮逐渐成为后来居上的强势商帮。历史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对于汉口路人皆知的“打码头”，还存在一个坊间版本：宝庆人和安徽人就码头经常械斗，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官府也没有办法了，当时的汉阳知府便出了一个狠招，要两帮各出一人，谁能穿上烧红的铁靴走上三步，码头便归谁所有。结果新化的一个理发匠当即穿上铁靴走了五步，满街焦臭，而这位理发匠却谈笑自若。新化人的狠劲震住了满街看热闹的百姓和汉阳官府，也吓退了安徽商人。官府当场将宝庆码头宣判给了宝庆人，从此武汉人人皆知宝庆码头是湖南人的，安徽商帮虽然心有不甘，却再也不敢公然染指。

　　新化人占据宝庆码头后，在码头上成立了管理机构——宝庆会馆，使得码头的规模和贸易额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前，湖南商帮在汉口的年贸易额约为2500万两白银，而通过宝庆码头转口的煤炭、茶叶、木材、大米、桐油等商品，约占百分之八十。由此可见，宝庆码头的存在，对于湖南商业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这场残酷和商业竞争中，湖南商帮以其霸蛮倔强的品质，并依靠湘军平息太平军而迅速崛起的军事力量，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并成功地建立和保全了整个汉口最好的码头。

　　宝庆码头的管理机构——宝庆会馆
　　宝庆码头能长期存在于湖南商帮的手中，并在竞争激烈的汉口商场获得长足发展，当时的管理机构——宝庆会馆功不可没。

　　随着宝庆人沿着资江，过洞庭湖，来汉口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出于抱团发展的需要，在宝庆码头帮主何元伦的倡议之下，于道光末年成立了宝庆会馆，并由何元伦出任首任会首。会馆由会首对帮中事务进行统一管理，对宝庆帮来汉口的船只、商品和劳动力进行统一调度，对对外事务和矛盾进行统一协调，这在当时最大程度地集中了宝庆码头的资源，高度一致地对待对外矛盾，因此显得宝庆帮格外地团结。

　　当时宝庆会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码头工人的管理。由于沿着资江来武汉讨生活的宝庆人越来越多，因此，码头的工作首先要保证满足宝庆人的这种需要，为了加强对码头工人的有序管理，宝庆会馆特地成立了“工会”，并把码头工人分为三等，并按等级收取会费。一种是甲班工会，这种人负责码头接洽回来的各个行栈的货物装卸，这部分工作量大，赚钱多，入会费高达100块；乙班工会负责装卸纸张一类货物，活路轻，赚钱较少，入会费相应低些，为50块大洋；丙班工会主要装卸煤炭，工作脏，在码头工人赚钱最少，故不但免收入会费，新手刚来时，还可以享受工会免费招待三天。除了明确的等级划分之外，不同等级之间还有相应的晋升机制。

　　第二，宝庆会馆还负责调度本帮货物在汉口的销路，会馆在汉口有专门的行栈代销宝庆籍商人的货物，对于一些有急事赶回家的商人，甚至可以先付清货款，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商人提供了方便。

　　其三，协调和处理各种矛盾。对于宝庆商帮内部的矛盾，一般会首几句话便可以调停。而对于外部矛盾，尤其是打码头这样的大矛盾，则由会首出面，整合湖南商帮的各种力量，包括政治力量和黑社会，一起解决问题。由于有统一的组织和强大的经济后盾，因此使得宝庆会馆的活动总是显得特别有力量，特别团结，而效果也总是特别的好，为宝庆码头乃至整个湖南商帮争得了很大的声誉。

　　毛板船与宝庆码头

　　作为一片远在异省他乡的商业飞地，宝庆码头与它的母体新化县之间远隔千山万水，而毛板船是联接两地的最经济和高效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早在道光年间，新化名儒邓显鹤湘皋先生所编的《宝庆府志》中，便已有毛板船的相关记载，可见，资江两岸的人民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利用这一种交通工具了。

　　毛板船由资江上游两岸习见的松树钉成，工序简单，制作粗糙，成本低廉，有时在水中要边舀潮边塞桐油竹毛来堵涌，故称毛板。选择这种简单的交通工具主要由两个方面决定，一是资江素称滩河，滩多水险，一不小心就会打船，只有用这种低成本的运输工具才能最大程度的摊薄投资风险；一是当时宝庆运往汉口的最主要的商品是煤炭，用这种船只已足以担当此任，而到了汉口后，毛板即行拆除，板子又可以作为商品卖出去，因此，毛板船既是卖煤炭，也是卖木材，可谓一举两得。一艘毛板的运力在70到100吨煤炭之间，这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了。

　　放毛板受到水文条件的限制，必须在大水的时候才能把毛板从湍急的山河放到洞庭湖，因此，放毛板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往往在眨眼之间，便会船毁人沉，但利润丰厚。据载，从资江上游放出十只毛板，只要有三只到了汉口，煤庄老板便能保本。在厚利的驱使之下，资江两岸的商人不避危险，趋之若鹜。每年三月到了发桃花水的时候，资江上游麻溪、沙塘湾的两岸便会冒出很多的船厂，挑灯夜战，赶着做毛板，在合适的水到来时，去险滩和浪头之间，博取那一份厚利。

　　毛板业的兴盛也给两岸人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中两种最主要的行当，一是船木匠，一是水手。而水手中的舵工，因为熟谙水性，经验丰富，更是收入丰厚。据资江沿岸的耆旧口传，一个红牌舵工的年收入相当于一个中等地主，而麻溪一个码头的人，在解放前只有三个半农民，其他人全部从事商业和运输业，市民逐利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价低廉的毛板，在那个交通运输相对落后的时代，在湖南商业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不完全统计，资江上游百分之九十五的煤炭是通过毛板船运到汉口的。在资江母体和商业飞地之间，这些行进在滩头浪里的毛板船，就是封闭落后的资江上游地区永不沉没的商业信念，不畏艰险，不畏苦难，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而这种敢于以身犯险的性格也铸就了湖南商人的不畏强暴的突出个性和勇于博利的商业精神，在商业智慧和商业技巧越来越发达的现代湖南商人身上，这种血性和胆略必将转化为一种更大的商业智慧，有助于湘商在全球范围之内大展宏图。（文／张青松 ）

　　参考文献

　　邓显鹤道光《宝庆府志》
　　刘洪泽同治《新化县志》
　　彭建新《码头工扛码头》，《武汉文史资料》
　　董玉梅《武汉地名文化纵横谈》，《江汉大学学报》
　　涂文学《武汉码头的转型及其大码头文化》，《湖北社会科学》2
　　袁北星《近代汉口客籍商帮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
　　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
　　范金民《商帮探源述流》
　　民国《汉口小志》
　　（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件》
　　（美）罗威廉《汉口贸易研究》